来源：湖北省佛教协会  时间：2023-04-27

人物介绍：黄夏年，江苏常熟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系，专业为宗教学，佛教学方向，先后担任《世界宗教文化》主编、《世界宗教研究》副主编等职。

从事宗教研究数十年，著有《佛寺采风——中国佛寺漫谈》《中外佛教人物论》《东来西去——中外古代佛教史论集》《当代佛教论集》《本焕长老与弘法寺》等；整理出版有《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共209册）《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共86册）《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13册)，为近现代佛教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史料，促进了近现代佛教学术的研究。

除开展研究工作外，黄夏年十分热心中国佛教文化事业，为推动其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参加国内外佛教学术会议和活动，负责出版佛教会议学术论文集，策划编辑“宗教学博士文库”“近现代著名佛教学者论文集”等系列佛教学术丛书。

黄夏年为推动宁波七塔禅寺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2023年2月中旬，七塔禅寺《报恩》编辑人员通过电话形式对黄夏年进行采访，内容有关佛教学术研究现状、寺院如何开展文化建设以及怎样办好佛教刊物等，这些话题对湖北佛教也有重要的启迪与启示。访谈内容全文刊发如下：

一、学术人生四十载，促进学术界和佛教界“破壁联手”

《报恩》：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宗教研究的学术道路的？能否和我们谈谈您的家学渊源和师承。

黄夏年：我父亲黄心川（1928-2021，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是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所以家里有很多宗教研究领域的藏书，我从小阅读的便是这类书籍，耳濡目染之下，逐渐也对宗教研究产生了兴趣。从事宗教研究过程中，父亲对我也有一定的指导，这些可以称作家学渊源。当然，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努力。

就师承而言，在宗教研究的学术道路上，我有两位导师：任继愈（1916-2009，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和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杨曾文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他对我的指导很多，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

《报恩》：您从事宗教研究工作数十年，在这几十年的学术历程中，您自身研究的重点发生过哪些转变？

黄夏年：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研究生期间主攻的是南传佛教。那时大陆学术界几乎没有人研究南传佛教，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南传佛教的学者之一。也正因为从事这个研究方向的人少，相对而言研究经费很不充足，受经费限制，毕业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从南传佛教转向了汉传佛教。

在汉传佛教领域，我最开始从事的是天台宗研究，接着又转向了禅宗研究，再往后，出于自身编辑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又转向民国佛教和当代佛教研究。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以来2000余年的历史，每个阶段我都写过相关研究文章。

《报恩》：您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和佛教界联合开展学术活动，您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的初衷是什么？在您看来，学术界与佛教界的“联手”对佛教发展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黄夏年：现在看来，学术界和佛教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已经“联手”了。但在90年代初期，学术界和佛教界是处于各自独立、互不往来的状态。原因是多样的，受到一些社会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佛教界存在一些批评，佛教界也不愿意跟批评者有过多交流，当时几乎所有寺院都没有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惯例。

当代学术界和佛教界首次合作，是1992年10月由四川省峨眉山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在峨眉山伏虎寺举行的“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峨眉山虽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但在此之前很少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也没有学者去做峨眉山方向的研究工作，所以这次会议是当代佛学研究史上的一次有意义的事件。首次开展这样的合作是有难度的，学术会议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名义召开，消息发布之后还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宣传无神论的单位，怎么能跑到寺院召开学术会议？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无知的看法，但也反应了当时的舆论环境。这场学术活动成功召开后，对整个峨眉山的佛教研究和四川佛教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峨眉山的学术活动之前，1988年我老家江苏常熟也组织召开过一场会议——“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是由常熟的兴福寺负责牵头，邀请学者们参与，会议主题是印度佛教。这两次会议实际上把学术界和佛教界“拉到一起了”。

让双方联合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当时学术界缺少研究资金，但是有智力资本，有人才；另一方面，佛教界有充裕资金，但是人才比较稀缺。二者联合其实就是让佛教界的资金和学术界的智力结合起来，现在看来这对我国的佛学研究起到了联合助力的结果。

在我看来，学术界和佛教界的“联手”只有好没有坏，要是没有联合起来，双方都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所以，“联手”的积极意义就是推动了整个中国的佛学研究。

《报恩》：您十分热心中国佛教文化事业，整理出版有《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等文献资料，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进行大量的史料汇编工作？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黄夏年：我的本职工作是《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文化》的编辑，编辑宗教刊物30多年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当时佛教研究集中在唐代及其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代相对比较少，明清到民国阶段则更是薄弱。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最高峰，宋代佛教也极具特色。问题在于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看，唐宋时期的佛教离当今佛教比较远，当代佛教的源头不是在唐宋，而是在明清。也就是说，经由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整理之后流传下来的佛教，才是当今佛教传承的历史脉络。因此，明清到民国时期的佛教研究工作是需要加强的。

造成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找不到研究材料，找不到材料是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多，而开展整理工作的人又太少，整理起来难度也很大。虽然当时台湾地区已经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但他们的工作重心是明清时期佛教资料的整理，对民国佛教文献整理的只有张曼涛编纂的一百本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而实际情况是民国期间有三百种以上的佛教刊物，故而一百本丛刊并不能完全表现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恰逢有人愿意资助出版这些资料，借着这个契机，我就开始进行民国期刊的搜集整理工作。

做史料汇编工作，难度当然是很大的。首先，这些期刊资料不是汇集在某个地方，而是四散各处。私人收藏或寺院留存的刊物很少，大部分资料都分布在各个地方或者高校的图书馆，有些甚至被收入了善本库，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查看。其次，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需要对资料加以鉴别，这也有一定难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旧没有完成所有民国期刊文献的汇编整理工作，可能只完成了90%，这其实是一项需要长期做的工作。

《报恩》：在您看来，史料汇编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黄夏年：整理民国时期的佛教期刊文献，其中一个价值就是梳理清楚中国佛教的发展线索。民国是跟我们当代联系最紧密的时期，了解民国佛教，有助于我们对现在佛教的发展情况做出基本判断。

民国时期，不管是学者对佛教历史、佛学文化的研究，还是佛教界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当时的佛教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除唐代外的又一高潮，短短三十多年间一共出版了300多种佛教刊物，文化含金量很高。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正处在危难之中，“庙产兴学”运动提倡把寺院改成学校，寺院不复存在，佛教不就逐渐消失了吗？这一运动对佛教打击很大。故而，当时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寺院法师，尤其是太虚大师和有文化的法师们，积极肩负起保护佛教的责任。为了让佛教得以存续，他们到处奔走呼号，兴办大量佛教刊物，发表了很多以“振兴佛教”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饱含续佛慧命的呼吁和对佛教的深厚感情。

史料汇编的第二个价值是推动佛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这些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之后，很多硕士、博士的研究论文就有了可供参考的材料，这些论文的发表有利于推动佛学研究；另一方面，当我们开创史料整理汇编工作的先河之后，就会有后来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这对于佛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

《报恩》：想请您结合对民国佛教期刊的了解，谈谈当时的佛教刊物和现在的刊物之间存在哪些异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佛教刊物承担的角色是否发生变化？

黄夏年：首先是数量上的差异：民国时期一共出版了300多种佛教刊物，但现在佛教界(包括《报恩》这类寺院内刊)所有刊物加起来约有民国时期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内容上的差异：如果将《报恩》和民国时期出版的《七塔佛学院院刊》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刊物之间为了互相争夺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存在一股文化竞争的氛围，这也迫使期刊的内容必须各有特色。有些专门负责讲经说法，比如《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1937年2月创刊于江苏无锡），就是专门刊载宣扬净土宗的相关文章；有些刊物则介绍专业性知识，或刊发佛学刊物出版概况。现在佛教刊物内容更为趋同，除少数纯学术研究性质的期刊外，更多的刊物是类似《报恩》这样，以弘扬佛法、宣扬佛教优秀文化为目的，主要刊载佛学知识或短小精悍的散文。相对来说，和民国时期刊物相比，现在的刊物缺乏各自的办刊特色。

再者，就佛学院的院刊而言，民国时期的学僧相对而言受教育水平比较低，所作文章水平良莠不齐。现在学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文章质量一定是有所提升的。

实际上，现代的佛教刊物能够长期存续的不多，有不少刊物办了几年就停刊了。可祥法师发心将《报恩》不断延续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编辑刊物这样的事，长期做下去是很有意义的。

《报恩》：除了中国本土佛教发展外，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佛教发展史也是您的研究对象，您能谈谈不同地域之间佛教发展存在的异同之处吗？

黄夏年：南传佛教（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跟北传佛教（大乘佛教）是不一样的，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各有特色。

南传佛教从印度直接传过去后，未进行太多本土化演变，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延续的也是印度佛教模式。北传佛教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影响后不断中国化。佛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余年，与原始的印度佛教大有不同，而中国境内的原始印度佛教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佛教发展具有地域特征，是因为传教路线不同，传教过程中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发生了不同的异变。南传佛教是从南印度传到斯里兰卡，再经由印度洋的航线进入太平洋，再传到南亚、东南亚，这是一条海上传教路线，所以南传佛教是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内陆走的是西域“丝绸之路”，从北印度到巴基斯坦、阿富汗，经中亚，西域，再到长安，这是一条陆地传教之路。西藏地区的佛教是在10世纪左右，印度佛教逐渐消亡时，从尼泊尔传入藏区，经过了喜玛拉雅山一线，属于高山佛教。这几条路线明显地表现了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的特点。

《报恩》：您在上世纪末曾经发文论述了当时大陆佛学研究的一些困境，如今20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这些问题有哪些改善？从您自身经历出发，您认为现下从事佛教研究的青年学者可能会面临哪些新的难点？您有什么研究方面的专业建议？

黄夏年：我在上世纪末写那篇文章，主要是从一名宗教研究刊物编辑人员的角度出发，提出当时佛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上个世纪的佛学研究水平整体较低，局限于一个很小的框架，研究人员也比较少。所以当时中国佛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受海外影响，甚至有很多文章是将国外（尤其是日本）研究过的问题重新“嘴嚼”一遍，有点“拾人牙慧”。

当时我提出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改善。二十多年来，中国佛学研究发生了很大改变，研究实力大大增加，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在国内，佛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国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国际上，我们已经站在世界佛学研究的前沿，现在海外召开佛学研究会议，都会邀请中国的研究学者。做中国佛教研究，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汉语是母语，国外学者则有语言障碍，这一点我们是有优势的。总的来讲，相较于上世纪末，我国的佛学研究当然是前进的，但也不能说已经很满意。

对于现在的青年学者而言，研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将中国的佛学研究与海外接轨。实际上，当下的佛学研究还是有“自说自话”的特点，全球化浪潮之下，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出海”战略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青年学者们需要考虑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和国际接轨。这要求研究人员拥有较强的外文能力，目前一些本土学者的外文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娴熟运用的水平，而留学回来的学者外文虽然过关，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需要时间去建立和积累。

此外，学会将佛教视作一个整体，也是青年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我国的佛学研究，早期是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模块，后来又参照海外研究理论。西方研究是划分为认识论、宇宙论等不同的理论，西方学者是从文学、考古等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下，佛教的内容就被拆分开来。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佛学也是有缺陷的，所以这些也只能作为参考。

《报恩》：佛学研究的门槛较高，在您看来，对普通的佛教信众而言，学术研究的指导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四众修行之间的关系？

黄夏年：学术研究门槛高的原因在于它的语言要求较高。做佛学研究，首先得掌握古汉语，而且不只是具备普通的古汉语能力，佛教有很多特殊的古汉语词汇，也需要掌握。此外，研究还需要其他语言工具，最好能够多掌握一门外语。搞学术研究，没点功底是不行的。

普通佛教信众不需要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但他们可能会接触到学术研究成果。从信众修行的角度来说，百年来佛教发展有一个十分显著成果：把深奥、晦涩的佛教词汇逐渐转换成口语化的词汇。比如坐禅，如今普通信众对这个词语已经很熟悉了，但其实佛教原本有专门的一套坐禅词汇，也就是只有专业人士才懂的“佛言佛语”。将深奥的佛教语言变得通俗化，使得信众在日常修行过程中就能轻松地学习和把握，这是佛教学术研究在语言通俗性上做的贡献。

在文物挖掘方面，学术研究也是很有助益的。1987年，陕西法门寺在地宫发现释迦佛指骨舍利时，在塔基下的地宫里还挖掘出了一批唐代皇帝供养舍利的金银器、工艺品和丝织品等，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通过专家学者研究，可以知晓当时为什么要在地宫里供奉这些东西，这批文物也能让我们了解到唐代工艺的发展水平，改写了部分佛教史。

学术研究和四众修行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割裂看待。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转化为对四众修行的指导，有的修行实践也可以借助学术手段加以提炼和总结。用佛教的说法，学术研究和四众修行是“不二”的关系，重点还是在于怎样去宣传和推动。

二、结缘七塔二十年，助力寺院慧焰薪传

《报恩》：多年来，您始终热心于七塔寺的文化建设工作，为寺院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能否请您谈谈和七塔寺的渊源？您开展学术研究时十分注重对寺院的实地考察和一手资料的获取，此类实践工作为您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哪些助力？

黄夏年：2001年，可祥法师通过一位邱姓居士联系上我，希望我帮助七塔寺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当时我给法师提出编纂一本人物志的建议，因为七塔寺历史上高僧大德辈出，我们可以给他们立传，可祥法师采纳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圣凯法师、贾汝臻居士三人后来便合作撰写了《七塔寺人物志》，这可以算是我跟七塔寺最早的渊源。但实际上，在参与七塔寺的文化建设工作之前，我就通过《浙江佛教》等期刊了解到七塔寺的寺院管理很有特色，我对七塔寺很早就感兴趣了。

实践工作对开展研究的作用也可以七塔寺为例。在编纂《七塔寺人物志》过程中，我不仅拿到了溥常和尚住持寺院时就开始编修的《七塔寺志》（在指南和尚和月西和尚住持期间历经两次补修），还对寺院内部的其他史料进行了全面搜索，完整度也许能达到90%以上。在史料搜集的过程中，发现七塔寺在民国时期创办过七塔报恩佛学院，沿着这条线索又发现了时任佛学院导师的谛闻法师的语录。那之后，我又在丽江图书馆里找到了谛闻法师的论文集，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的史料信息。另外，通过查阅资料，还发现七塔寺和天童寺存在很密切的关系，七塔寺的开山祖师心境藏奂就是从天童寺退位的方丈，后来也有很多法师在天童和七塔两寺担任过住持。这些资料让我对宁波寺院的运作流程建立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我的理论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

收集完史料，对七塔寺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就需要对寺院进行明确的定位。七塔寺是宁波城区的一座千年古刹，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三江口东岸。过去到普陀山需要从宁波坐船，三江口的码头离七塔寺很近，外地来的信众大多会选择先到寺院住一晚，隔天再买船票去普陀山，七塔寺就扮演着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了解到这些历史，对于我们开展后续的文化工作很有帮助。

总之，对寺院的实地考察和一手资料的获取，就是需要这样不断地去寻找和积累，逐渐扩大搜索范围，史料的收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报恩》：对于七塔寺目前的文化建设成果，您会如何评价？您能否谈谈对寺院文化建设的具体建议？

黄夏年：在我看来，七塔寺的文化建设成果是显著的。目前，寺院有《报恩》编辑部、栖心图书馆、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等文化机构，并且接续出版“七塔报恩丛书”，一些新媒体平台也逐步搭建起来。这些文化建设工作不仅使得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留存，也有效地宣传了浙东佛教文化。

就建议而言，我之前和可祥法师也提过，除去天台学术会议之外，还可以关注其他佛学领域。在七塔寺的历史上天台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主要渊源是北宋的明智中立、觉云智连等几位高僧对天台宗的卓越贡献。现在很多学术研究和寺院的联系都较为紧密，作为一座禅宗寺院，七塔寺后续可以在禅宗研究领域做一些推进。

2008年，七塔寺建寺1150周年庆典时，召开了“都市寺院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如今过了十余年，可以再做一次总结，讨论一下这些年都市寺院的发展。

浙东佛教文化作为当前佛教研究刚起步的领域，还有很多发力点，都可以进一步做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工作。

《报恩》：七塔寺近年来连续举办了六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能否请您谈谈七塔寺主办的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黄夏年：七塔寺连续举办的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天台学研究。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也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是佛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具体理论内容而言，天台宗是中印两种佛教理论的结合，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就文化价值而言，天台宗文化对整个中国佛教文化，乃至对儒家、道家等其他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天台宗不仅受到历代佛教人士的重视，也是国际佛学界重点研究方向。当下，我们正在研讨宗教中国化这一重大问题，天台宗的研究可以作为佛教中国化的范例进行深入探讨。

国内最早召开全国性天台宗学术研讨会的是台州市天台县，后来也有些寺院举办了天台佛学研究会议，但是大多办的不长久，尤其最近三年，很多寺院的佛学研讨会都受疫情影响而中断了。佛教界能够连续召开学术会议的先例不多，这需要主办方有见识、有毅力，很多地方的研讨会没能形成规模效应，没有坚持下去就是重要原因。

七塔禅寺在宁波地区，论文化底蕴、社会影响，与其它巨刹相比稍逊些，但是可祥法师独具慧眼，十分坚持认可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连续召开了六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是倡导学术界和佛教界继续关注天台文化的重大举措，这得益于七塔寺对文化建设的坚持，举一寺之力而推佛学发展的作为，真是难能可贵。

《报恩》：近年来，七塔寺开展了大量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工作，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史料挖寻工作的专家，请问您如何看待寺院开展这类工作的意义？

黄夏年：寺院开展史料收集和出版工作是为了续佛慧命，保存寺院的文化命脉。文化对寺院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寺院建筑修得再大、再好，没有文化都无法长远地发展。举例来说，少林寺在中国之所以影响如此巨大，得益于寺院里边丰富的文物遗产。少林寺碑林陈列着碑石200多品，现存古碑600余块，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本史料。七塔寺在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上做的努力，对其他寺院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寺院在史料收集的基础上，最好能够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分类，如能邀请学者以这些史料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再将学术成果集结出版，那就更具意义了。河北邢台开元寺前不久出版了由杨曾文教授、明憨法师主编的《盛世开元文化丛书》（共8册），收录了与开元寺有关的文学、宗教、历史等领域文章，很有价值。出版编辑这类丛书，对七塔寺也具有参考价值。

《报恩》：七塔寺是位于宁波城区的一座千年古刹。在您看来，都市寺院在佛教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黄夏年：改革开放之前，一直追溯到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寺院的组成是“杠铃型”结构，两头分别是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杠铃”中间的那个“杠”是乡村寺院。过去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导，所以乡村寺院占主体地位。其中，山林寺院一般是培育历代祖师的地方，比如中国佛教历史上知名的诸多高僧大德，都出自国清寺、少林寺、栖霞寺、慈恩寺、南华寺、灵隐寺、天童寺等山林巨刹。而都市寺院主要承担的是文化职能，七塔寺在民国时期创办了七塔报恩佛学院，溥常长老住持寺院期间还主持编辑了《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这些都是寺院发挥文化职能的体现。

中国寺院发展到今天，仍旧是“杠铃型”结构，区别在于两边的力量增大，而中间的力量缩减了。山林寺院因依托景区成为旅游景点，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都市寺院则通过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跟城市的高校联合起来，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恰恰是中间的乡村寺院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开始严重萎缩。

《报恩》：能否结合您对佛教期刊的了解，谈谈如何才能办好一本佛教刊物？您担任《报恩》编委近二十年，作为其诞生与成长过程的见证者，对《报恩》有什么期许和建议？

黄夏年：作为承担重要文化职能的都市寺院，要办佛教刊物，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以《报恩》为例，它的功能定位是弘法，是一本宣传佛教的刊物。从这个层面出发，第一点是要具备通俗性，要刊登读者们能看懂的文章；第二，文章的内容要让人喜闻乐见，具备一定的指导性，可以刊登一些积极向上、能够抚慰人心的“鸡汤型”文章；第三，在通俗性的基础上要兼具学术性，适当地刊载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文章；第四，作为一本现代化的刊物，在内容和排版上要具备现代化的眼光：在句子的使用上，一般学者写文章喜欢用长句，但是现代人喜欢读短句；版面设计、文章配图等要考虑现代审美，提高刊物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类似的细节都要考虑进去；第五，创办一本刊物也要具备国际化的眼光。《报恩》虽然是七塔寺的内刊，但目光不能局限于宁波市，要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目标，最好是“走出去”，在与海外的教界交流中起到一定作用。当然，编辑一本佛教刊物最基本的前提是编辑人员必须要掌握佛教知识，不能混淆佛教和邪教的界限。

这些既是办好一本佛教刊物的要求，也是我对《报恩》的期待，希望你们办得越来越好！

图文：陈雅芳 张陈慧

来源丨栖心图书馆

编辑丨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