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佛学院院史资料 | 他自“天竺”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武汉

来源:武昌佛学院  时间:2023-05-04


武昌佛学院院史资料 | 他自“天竺”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武汉

选自《名人武汉足印·文化卷》,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版

古时,中国人称印度为“天竺”,印度称中华为“震旦”。一千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历经艰辛取经天竺,回国后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永不磨灭的灿烂篇章。此后的一千余年里,中印两个民族间的联系有些忘却了。20世纪20年代,一位肩负着“疏通蔓生着忘却的荒草的印中两国文化交往的古道”、“修补中国与印度两个民族间中断千多年的桥梁”使命的文化巨人,3次从印度来华访问,开启了20世纪初叶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足迹。他,就是著名印度诗人泰戈尔。他在首次访问中国时,专程来到了武汉进行演讲等活动,给武汉人民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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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在热田丸甲板上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花甲之旅

泰戈尔,全名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61年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在生活环境的熏陶下,8岁开始写诗,12岁开始写剧本,15岁发表了第一首长诗,17岁发表了叙事诗作品。1913年他的长篇叙事诗《吉檀迦利》(英译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自此他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以致形成波及世界文坛的“泰戈尔热”。在长达近70年的创作活动中,泰戈尔共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创作了1500余幅画和2000余首激动人心、优美动听的歌曲,取得了巨大而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曾影响了中国几代读者。

泰戈尔家族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很早时,泰戈尔的祖父德瓦侃纳特·泰戈尔就和中国有经贸上的来往,父亲迪本德拉纳特·泰戈尔唯一的一次出国远行就是于1877—1878年到中国访问。家庭的“中国热”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到东方古国——中国去走一走。他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1923年泰戈尔派他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联系他的访华事宜,得到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和瞿菊农等人的热烈响应,他们以讲学社名义,向泰戈尔发去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并寄去旅费,欢迎他来中国讲学。对此泰戈尔非常激动。1923年7、8月间,原本访华的泰戈尔因病不得不推迟来华。次年春,泰戈尔的来华行程确定下来。1924年4月12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乘坐“热田丸号”(Atsuta)客轮抵达上海汇山码头,踏上中国领土,开始了他的首次中国之旅。这一年泰戈尔63岁。在40多天的访华行程中,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参观访问和演讲,在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丁香佛缘

1924年5月25日上午,泰戈尔应湖北教育界、佛学界的邀请,在著名文学家徐志摩的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抵达汉口火车站,下榻于汉口德明旅馆。同行来的有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漠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秘书葛玲小姐和纳克博士等一行6人。这天下午,湖北教育界、佛学界在武昌公共体育场(晚清时是张之洞设的练兵场,今列入武汉市首义文化区建设范围)举行盛大欢迎会,陈维东居士等人以“佛化新青年会”名义主持了武汉各界对泰戈尔的欢迎会。数千名欢迎者秩序井然,席地坐在烈日下。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人们起身致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泰戈尔访问武汉。泰戈尔为武汉人民的热情所感动,请徐志摩代为致谢;随后,在公共体育场和辅德学校作了“中国此时并不需要物质之进步,更急需的是精神之复兴”的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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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完毕,受太虚法师邀请,泰戈尔参观了武昌佛学院。在此前的4月26日,泰戈尔访问北京时与太虚法师在北京的法源寺有过一次会见。那时,正值春深夏渐,在素以丁香花闻名的千年古寺内,太虚法师与佛化新青年会道老等为泰戈尔举行欢迎会,太虚法师在会上作了“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的讲话。泰戈尔在欢迎席上说:“数千年前从印度传来的佛化结成的好果子”,并且赞美这果子为和平美满的果子,而有带去传播遍种于全世界的热望与勇气。在庄蕴宽(清末民初官吏、书画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等作陪下,太虚法师与泰戈尔赏花饮茶。席间,泰戈尔赞美佛法,交流气氛颇为轻松融洽。惜别后,泰戈尔向陪同的徐志摩提出一个小小要求,请他搜集一点有关太虚法师的“故事”。5月7日泰戈尔在北京度过了他63岁的生日,梁启超为泰戈尔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这个名字的姓取自“天竺”,是古代中国对印度的称呼,而“震旦”则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竺震旦”这个名字,将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紧紧连接起来,泰戈尔为此十分高兴。

北京一别,不到10日,泰戈尔与太虚法师在武昌又见面了。泰戈尔一到汉口时,听说太虚法师在武昌办了一个佛学院,执意要去佛学院;徐志摩正准备联系,武汉佛化新青年会特来迎接,就先去参加了欢迎大会。那天,太虚法师领导的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全体成员参加了武汉各界在公共体育场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会后,泰戈尔来到了武昌佛学院与太虚法师会晤。太虚法师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泰斗,新佛教运动的大师,1922年创办中国佛教界第一所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原址武昌通湘门外千家街,武汉解放后,学院停办。1953年,院址被征用),在全国颇有影响,有众多名家、高僧前往讲学。在武昌佛学院,太虚法师与泰戈尔进行了会谈,并致“今来鄂渚,榴火正红”的欢迎词,还向泰戈尔介绍了武昌佛学院的办学情况。太虚说:武昌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整理僧制,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学生有六七十人,还有专门从北京平民大学转学来的学生。佛学院参照禅林规则管理,课程集千年佛学和当代社会知识融一体。泰戈尔听了介绍不得不对这位年仅36岁、立志改革中国佛教的太虚法师肃然起敬。泰戈尔请教了太虚“人间佛学理论”,太虚一一做了精妙的回答,给泰戈尔留下深刻的印象。

时隔16年之后,1940年1月17日太虚法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在泰戈尔的故乡印度与泰戈尔再一次相见。八十高龄的泰戈尔在当日为太虚法师一行亲自主持欢迎会并发表讲话,随后又率国际大学(被称为“沟通中印文化的重镇”)的百余名教授出席旅印华侨谭云山为欢迎太虚法师一行设的茶话会。太虚法师即兴题诗赠予泰戈尔:“佛消梵化一干载,耶继回侵七百年。冶古陶今铸新圣,觉源遥期溯育王前。”希望印度文化界人士反思历史,重振印度的古国雄风。访问期间,两人回忆了当年在北京和武昌两次会见的难忘情景。访问结束前,太虚法师赋诗盛赞印度精神领袖“圣雄”甘地和泰戈尔:“中国古墨子,印度今甘地。要见活庄周,来会泰戈尔。寄语庄墨徒,休钻故纸堆!好从面对时,证知实如此!”在诗中形象地把甘地和泰戈尔比作中国古代为了和平四处奔走的思想家墨子和道家的庄子,留下一段珍贵的历史和中印两国人民交往的佳话。太虚法师与泰戈尔的往来在中印两国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泰戈尔来华,太虚法师有《塔果尔哲学的简择》之作,署名泰義,盖太虚之谐音。

泰戈尔结束与太虚法师在武昌佛学院会见后,渡江来到汉口栖隐寺参观讲学。栖隐寺始建成于唐宋年间,原名妻隐寺,原址名美人街。是中国二十一丛林之一,是武汉市唯一的女众丛林。泰戈尔在此停留2天,跟众多佛学爱好者和栖隐寺比丘尼们演讲了自身的佛学之道。在栖隐寺隔壁的佛教正信会,在佛教活动中与栖隐寺相互支援,实为一体,是民间佛教信仰者聚会的地方,泰戈尔也到此讲学。如今古寺隐没在繁华的汉口六渡桥商业中心和满春街的民居中。5月28日上午,泰戈尔一行自汉抵沪。5月29日下午,上海各界在上海慕尔鸣路37号为泰戈尔举行了欢送会。5月30日,泰戈尔一行从上海乘船赴日,结束了首次中国之行。

情深谊长

泰戈尔是带着对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珍视的情感来到中国的。在第一次访华期间,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与徐志摩结下莫逆之谊,并给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苏萨玛”。1924年泰戈尔回到印度,将他在中国的演讲汇编成《在中国的讲话》,此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苏萨玛,由于他的周到照料,我得以结识伟大的中国人民。”1929年3月,泰戈尔借道中国去日本、美国讲学,第二次来华下榻于上海福熙路913号的徐志摩家,作了短短3天的私人访问。这年6月11日,泰戈尔从美国、日本讲学回印度路过上海,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次泰戈尔仅在徐志摩宅逗留了两天。此后泰戈尔再没有来中国。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感情。早在1881年,年仅20岁的泰戈尔对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罪行给予了严厉谴责。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尽最大努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中国人民一直铭记着这位休戚与共数十年的国际友人。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曾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我们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泰戈尔对中国情深谊长。1941年,已经卧床不起的泰戈尔仍不忘访问中国的日子,口授一诗:“有一次我去中国/……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它带来了生命的奇妙/在异乡开着不知名花朵……”在泰戈尔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中国以及中国的朋友。他在最后诗篇中说:“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他在访问中国时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的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是泰戈尔的诗句,也如他一生的写照。

(撰稿/杨晓华)


【附:太虚大师《希望老诗人的泰戈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

我国男女老幼的人,尤其是青年的人,震于泰戈尔世界诗哲的大名,抬着头盼望泰戈尔来游者已久;今泰戈尔一来我国,所经过的地方,莫不大受群众的欢迎,请为讲演,而泰氏却处处表示其祗一诗人,不是一演讲的学者。遂凭其当下的情感,运其和平的爱神,发为词句美丽、音节和谐的心声,以沁入听的群众意识深处,作一种精神上礼物的赠送,此诚吾人所极愿接受以申其感谢之情者。

但投我琼瑶,不可无木瓜之报。吾人持报的木瓜维何?即泰氏在佛化新青年会欢迎席上所讲的‘数千年前从印度传来的佛化结成的好果子’。

泰氏并且赞美这果子为和平美满的果子,而有带去传播遍种于全世界的热望与勇气。我希望泰氏真能领尝消受了这果子的形色香味及其气质,带去播种于全地球,故希望泰氏一到了中国之后,将此潜藏在中国人心底的和平美满的佛化果子,涌现到全世界人心的思潮上,譬如五色的莲花霎时开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一般。

而泰戈尔立刻一变其老诗哲的人格,化为从佛化大光明中新产生的一个大雄大力大慈悲的新青年。必如是,乃真得了这个佛化结成的和平果子,必如是乃真能带得去传播遍种于全世界!

泰戈尔乎!汝既曾有热望,鼓此勇气,切不可同我们中国无行的文人,当一首诗作过就完了!亦不可同我们中国无聊的政客,当一句话讲过就完了!我深仰印度古圣杰求道传道的真诚,真有舍身命血肉等于鸿毛的大勇,希望泰氏亦能从自身实现此求道传道的真诚大勇出来,使世人同化于此大精神中,乃足以成就世界和平的宏愿!

切勿倚老卖老,但装着诗人的幌子,幌来幌去,幌过了之后,使人耳目间不过经过了一阵风一般;自己入宝山而空空的来去一番,他人亦看希望奇而空空的迎送一番,宾主之间,毫无所益,岂不大大的可惜么?

千年前从印度传来在中国结成的好果子是什么呢?近言之,则用中国唐、宋来佛化中心的禅宗为要素,将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精奥所化成程明道、王阳明的宋、明儒学。溯而上之,更有最富于含容调和的中国性的贤首宗、天台宗佛化,及易简莫测的禅宗佛化。溯而更上之,则有纯印度送来古礼物中最宝贵的大乘三论、唯识。凡是等等,真是足以致人世和平美满的好果子,真是只有在中国有之,他处绝然求不到的。

日本呢?日本是一个神道教的国家,未免将佛教装上神道的形式,故不曾能结成出这一种好果子来。印度呢?印度只残存得一些的小乘佛化,大乘佛化的精神久已枯涸。虽然太氏所依的吠檀陀,有同中国的宋明学,乃用大乘佛化将旧婆罗门改化而成;而到了今日,亦已同中国的宋明学,成了已陈的刍狗了;若仍欲用此以为造今日世界和平之具,何异令痨病鬼举千斤鼎呢?

故惟有将潜藏在中国的世界人类真原的大乘佛化精神掘宣出来,乃能肉物质的白骨,活世界的死人,如春日的太阳一般,使之大地回春,万象昭苏。而能负此掘宣出来之责任的人选,舍泰氏更无他属。泰氏乎!泰氏乎!此大责任已临君身,此好机会已集此时,稍纵即逝,一逝不可再得,世界和平所系,人类幸福所赖,勿交臂失之!

佛化者何?受佛之道而自化为佛,亦化他人为佛者。佛之道为何?‘无上正遍觉’是。无上正遍觉为何?乃吾人全宇宙身心所达到的至善,亦即是能普救全法界众生的全智全能。佛化新青年者何?今日已濒危亡的人世,唯佛化能起死回生而赋与新生命,故亦唯受了佛道而自化为佛的人,乃为今日能造新世界生命的新青年。

泰戈尔乎?君已得此无上正遍觉乎?则当为一真诚大勇的传道者,将中国的人来化成佛化的青年,勿仅为一个好鸟唱歌般的老诗人。君未得此无上正遍觉乎?则当为一个真诚大勇的求道者,来中国将自身化成佛化的新青年,勿仅为一好鸟唱歌般的老诗人。

泰戈尔乎!泰戈尔乎!我祝君丢却老诗人的虚幌子,全露出佛化新青年的真面目,亲身结成佛化的和平美满好果子,以之传遍全世界,使成为和平美果的佳园,佛化青年的乐国!(见海刊五卷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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