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手上那本《金刚经》，翻开第一页，第一行是“法会因由分第一”。
往后数，一共三十二个这样的名目，最后一个是“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这三十二个名字，通行本都记在一个人名下——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
民间还传着一句更狠的。说他分完，拿去给宝志禅师看。禅师扫了一眼，说：好是好，入地狱有分。
这话流传极广。我在不少讲经的场合听人提过，语气都是惋惜：太子一片好心，为了方便人读，把经割碎了，落了这个下场。
问题是，这件事三个地方对不上。
先说宝志。这位禅师卒于公元 514 年。昭明太子生于公元 501 年。志公走的那年，太子十三岁。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把一部五千多字的经分成三十二段，捧去请一位老禅师鉴定。这画面不是不可能，只是没有一部书记过。
更要紧的是，如果三十二分真是他少年时的作品，它该在梁代就传开。
它没有。
二十世纪敦煌藏经洞打开，里头《金刚经》写本成百上千。学者按年代排下来，排出一个规律：七世纪的写本分的是十二分，用的还是菩提流支的译本，S.3210 号那一件可为样本。三十二分的罗什本，最早一件是九世纪的，S.1846 号；大批出现在十世纪，P.2094、P.2876、S.5444 这些编号都是。
七世纪到九世纪，中间隔了两百多年。
一种分段方式，从十二分换成三十二分，走了两百多年。这段路上，昭明太子早已下葬，梁朝也早已亡国。
还有一件小事，能说明这批写本是什么来路。十世纪那批带三十二分的罗什本里，常常多出一段六十二字的经文，讲须菩提问佛、未来世众生还信不信法。这段话罗什本原本没有，是从菩提流支的译本里抄来的。抄的人还给了一个来历：唐长庆二年，公元 822 年，一位叫灵幽的法师入冥复还，把这段带了回来。这段就叫冥司偈。
分目、补文、入冥的故事，三样东西长在同一批写本上。它们的年代，都在昭明太子身后三四百年。
第三处最硬。这一处不用往外查，经文自己就能作证。
三十二分里第二分的名目，叫“善现启请分第二”。
善现是谁？是须菩提。须菩提是鸠摩罗什的译名，善现是玄奘的译名。玄奘译经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昭明太子卒于公元 531 年。
一个公元六世纪的南朝太子，给经文分段，用了公元七世纪才出现的译名。
差一百多年。
除非他会算命。
还有一层旁证。天台智顗的《金刚般若经疏》、三论吉藏的《金刚般若经义疏》，都正经讨论过这部经该怎么分。吉藏的火气尤其大，专门骂过十二分，说那样切，把一部一气呵成的经切碎了。
当时若有一部切得更碎的三十二分摆在那里，以他的脾气，不会放过。
两家的疏里，一个字没提。
那么“昭明分经”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
现存文献里，最早的是明初两位僧人，宗泐和如玘。他们给《金刚经》作注解，卷首留了一句：
“分三十二分者，相传为梁昭明太子所立，元译本无，又与本论科节不同，破碎经意，今不取焉。”
这句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他们说“相传”，不说“考之”。说“元译本无”，元朝的本子上没有。说“破碎经意”，碎了经义。最后一句“今不取焉”——我们不采用。
记下这句话的人，自己就不信，也不用。
一句自己都不信的话，被抄了一千年，抄成了定论。
那么把这三十二个分目从他名下拿走，昭明太子还剩什么？
《梁书》卷八本传里有一段，比三十二分热闹得多：
“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
慧义殿在东宫里头。那不是佛堂，是个会场。他把当时叫得响的僧人请进来，谈，一谈就“谈论不绝”。
“自立”两个字最要紧。他不是坐在下面听讲，是自己立了一个说法，摆出来，等人来攻。
他立的这个义，收在《广弘明集》里，题作《令旨解二谛义》。开头一句：
“二谛理实深玄，自非虚怀，无以通其弘远。”
后面是二十二人轮番来问。南涧寺慧超问了六番，晋安王萧纲问了五番。招提寺慧琰、栖玄寺昙宗、光宅寺法云、庄严寺僧旻、宣武寺法宠，一个接一个上。有的一问一答就完，有的来回拉扯七八次。
这些人不是随便凑的。僧旻、法云、智藏，当时号称三大法师，都在梁武帝的座上。《续高僧传》记僧旻卒于普通八年，公元 527 年，死讯传到东宫，昭明嗟惋。这件事僧传记了，正史没记。
这不是一次法会的记录。这是一个开了很多年的讨论班。
一年一年攒的。
他答得也不含糊。讲二谛，他说真谛离有离无，俗谛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是假名，离有离无是中道。讲得干净。
二谛之外，他还立了法身义，来问的有慧琰、法云、僧旻、法宠、慧令、静安六位。这一题他答得绕：法身虚寂，离有无之境，出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可要显这个理，又不能默着，只好顺着言说，安一个“法身”的名字。
绕。也老实。他知道那个东西说不出口。
他跟萧纲往复那一段更见心思。萧纲问：浮虚和不生，是一体还是两体？他答：凡情所见是起动，圣人所见是不生；依人说是异体，讲相即就不成异。
一个太子，跟一个王爷，为“是一体还是两体”来回五趟。
普通元年四月，慧义殿前降了甘露，当时人说这是至德所感。这话是《梁书》记的，信不信由人。
这里有个东西值得停一下。
一个编《文选》的人，三十卷，从周到齐，按体裁分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一类一类排下去。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是他带着一批人编的。
分类、命名、排次序，是他的本行。
干了一辈子。
后人把“给《金刚经》分三十二段、每段起一个四字名目”这件事安到他头上，安得特别顺。不是因为他做过，是因为这活儿的形状，跟他一辈子的手艺一模一样。
伪造一件事，最好的人选往往不是骗子，是那个干这行的人。
他死在中大通三年，公元 531 年，三十一岁。
太短了。
《梁书》写他死后的场面，京城男女奔到宫门，一路哭，边地的人听说了也哀恸。一个太子，能有这样的场面，不容易。
他编的《文选》传下来了，一千五百年里读书人几乎人手一部。他立的二谛义，除了研究佛教史的人，没人再提。
倒是那三十二个分目，天天还在被人念。念的人大多不知道是谁分的，知道的人，大多知道错了。
就这么传着。
我不想把这事说成“历史冤枉了好人”。冤枉这个词太轻。
值得看的是冤枉的方式：一个人被记错，不是因为有人造谣，是因为他太像会干那件事的人。一千年里，每个抄下“相传”二字的人，心里都过了一道差不多的判断——昭明太子，编过《文选》，分个经不奇怪。
听着很顺。
判断都对。事情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