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慧灯启新篇——纪念慈青和尚诞辰110周年

来源:宗性法师 古佛家风 时间:202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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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今年是慈青和尚诞辰110周年。慈青和尚是成都市佛教协会成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担任过首任会长、第二届名誉会长;慈青和尚还是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担任筹备处副主任、第二届会长。新中国成立后,慈青和尚是川渝地区佛教界的主要领袖,任职成都市佛教协会、四川省佛教协会达二十年之久,为当代巴蜀佛教事业的健康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慈老生前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名誉会长,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昭觉寺住持,是巴蜀佛教界有巨大影响力的高僧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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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老自青年时期投身佛门出家以来,潜心佛法五十余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慈老一生追求佛法真谛,问学禅林,游学藏地,于汉藏佛教教理教义都有精深的造诣。慈老一生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带领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都佛教事业的健康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慈老一生博学多闻,重视佛教文史传承,始终保持学修并重的僧人本色,深受巴蜀佛教界四众弟子的敬重和推崇。

一  不平凡的宿慧

关于慈老的人生履历,有其外甥女张俊英所写《著名高僧慈青法师——回忆我的舅舅》一文,载于《成都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成都文史名家李豫川所写《当代高僧慈青法师》一文,载于2000年《禅》刋第二期,两文对慈老的生平事迹有较为完整的叙述,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笔者在两文的基础上,另据相关历史资料,对慈老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综合疏理。另外,《四川省志•人物志》之“人物录”中,载有慈老的传略。慈老生于1912年,乳名明生(娇称明娃子),俗名杜兆其,别名杜白,成都市人,世居五世同堂街,系经营花圃园艺世家。父讳绍堂,母周氏香培,兄弟姐妹十人,四男六女,慈老行四。杜家家道殷实,家族营建的“景春花园”,花卉众多,多姿惊艳,盆景假山造型独特,在成都园艺界颇有盛名,被世人称为“杜家花园”。因慈老家道富裕,且崇信佛教,与昭觉寺僧人常有往来,家庭中佛教氛围浓厚。慈老少年时眉清目秀,相貌端庄,聪明灵利,再加上受佛教的熏陶,被誉为“转世唐僧”。他特别喜欢为他制作的戴在其头上的小唐僧帽,从不愿别人将其摘下,足见其宿世慧根实不平凡。由于幼时即与佛门结缘,与僧人相交友善,自小在内心就种下了追求出尘生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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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老稍长后,由于姨妈家中连夭两子,内心悲痛万分,其母为了安慰姨妈的悲伤,于是将其过继至姨妈家抚养,与姨妈、表姐相处融洽,甚是亲密。1920年起,入私塾学习,研习俗世学问,前后共八个年头,积累了深厚的外学基础。数年后两位表姐相继出阁,十六岁时父亲、姨妈相继辞世,顿感世事无常,引发宿世慧根成熟,萌生舍俗出家的念头。1927年,投成都外东莲花堰莲花庵依戒明和尚剃度,此庵系戒明和尚的祖庙,时戒明和尚任昭觉寺执事,后升任昭觉寺住持,是以也有慈老于昭觉寺依戒明和尚出家的记录。同年,依昭觉寺住持淳清和尚(觉照)座下受具足戒。1929年遂入昭觉寺佛学院潜心佛学研习,深得佛学院、禅林师长们的器重,特别是与佛学院佛学教授普坤法师相契,获益良多,于汉传佛教教理教义打下了扎实基础。

二 潜心于汉藏佛教的学修

1928年,慈老甫一出家,正值遇能海法师为入藏学法从康定返成都筹资,在昭觉寺讲经说法。慈老与会听讲,深受能海法师宏愿的感染,遂生入藏学习的愿望,是年随能海法师赴康定学习。1929年,慈老又从康定返回成都,入昭觉寺佛学院学习。1929年至1932年,慈老在昭觉寺佛学院三年学习期满,遂启程入藏学习,昭觉寺资助两百大洋。1932年先至康定跑马山桑顶寺(有说恩泉寺者),依止降巴格西学经,为时约半年多,即随多杰觉拔格西骡帮一行,经木里到达云南永宁,在喇嘛寺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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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由此经过丽江、剑川至宾川,到鸡足山过夏,先后住石钟寺、祝圣寺、寂光寺。由此负笈徒步到大理、下关,至宝山,经滕越,到缅甸边境八莫。再由水路到缅甸旧都瓦城,乘火车到仰光,绕道印度加尔各达,翻喜马拉雅山,由阿里、江孜,于1934年抵达拉萨,入哲蚌寺依康萨仁波切学习藏传佛教教理教义,得康萨仁波切赏识,并赐藏文法名“降巴平措”,随康萨仁波切学法前后历时六年,对藏传佛教法义颇有造诣。1940年7月,取道印度朝礼圣地,途经缅甸时,参拜了曼德勒山等佛教圣迹,转昆明,历贵阳,1941年2月到达重庆。1941年4月至1942年,受聘任教于昭觉寺佛学院。1943年至1945年,应能海法师邀请,赴近慈寺为沙弥教授藏文,并担任近慈寺历年传戒法会的教授阿阇黎。1946年任昭觉寺住持,传戒一期担任戒和尚,八个月后因与班首执事意见相左而去职。1946年至1950年,在城内茅棚养病读书,茅棚建在俗家苗圃内,典雅幽静,适宜清修。慈老自出家以来十余年,先后亲近汉藏佛教大德善知识,深入研习汉藏佛教法义,融通汉藏佛教教理有独到见解,这为他日后弘法利生事业积累了丰厚的资粮。

三 当代成都佛教事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佛教徒与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解放。1951年至1952年5月,慈老响应新政府号召,欲自食其力而又不废信仰学修,先是参加了粘国新墨水厂蓝墨水晶内袋手工,从事糊纸盒手工业营生。1951年,为适应新的社会变革,成都佛教界有识之士发起成立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小组,学习地址选在武圣街十方堂(现省市政务大厅),推举王文鼎居士为组长,慈老被推举为副组长,自发组织成都佛教界四众弟子学习时事,特别是学习《共同纲领》,及时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大政方针。1952年8月,鉴于慈老在佛教界的影响力,经市委统战部推荐,受聘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组织的文物整修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经市委统战部劝请,以文物整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继续兼任昭觉寺住持,同年10月,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1953年,在原学习小组的基础上,成立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学习地址先仍是在十方堂,后迁入文殊院,慈老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刘亚休居士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慈老定期组织佛教界四众弟子代表参加学习,进行各项爱国主义学习,对全市佛教徒起到了较好的凝聚作用。同年,慈老与刘亚休作为四川佛教代表,出席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及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57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继续当选为理事,在196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代表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通过新中国成立之初佛教界开展的系列学习活动,慈老真切地体会到,面对新的时代,必须跟上国家建设的步伐,如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们中国的佛教徒,一定要愛护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要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爱国是公民的基本道德,守法是爱国的重要表现。任何违法行为,都是对敌人有利,对祖国有害,也是佛制所不许的。为要做到爱国守法,我们就要加强对国家政策法令的学习,并在言论行动上力求贯彻。”他还在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及第一次代表会议期间发言时指出,“此次大会成立集合诸方的大善知识,还有青、康、蒙、藏等处各兄弟民族的代表,这真是从来未有的事。此后我们全中国的佛教徒要团结一致,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加速前进。”1954年,慈老当选为成都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其后又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他积极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反映佛教界的心声,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6年9月,慈老与成都佛教界圣钦和尚、宽霖和尚、宗镜和尚、能潜法师、圆照和尚、刘亚休居士、张净侯居士、牛次封居士共九人,共同联名发起成立成都市佛教协会的倡议。此举可谓恰逢其时,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允许,并随即成立了以慈老、圣钦和尚、宽霖和尚、圆照和尚、广隆法师、宗镜和尚、隆泽法师、光朗法师、宏畅法师、能潜法师、刘亚休居士、张净侯居士、牛次封居士、伍心言居士、熊子宁居士共十五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圣钦和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慈老被推举为筹备处副主任,并负责领导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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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筹备工作有力,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并于文殊院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成都市佛教界四众弟子88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讨论成都市佛教徒解放以来的情况报告,讨论和通过成都市佛教协会章程,选举成都市佛教协会理事会,并确定该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在1月7日的预备会上,慈老代表筹备委员会向各位代表报告了会议的筹备工作,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四项工作:一是研究和讨论了成都市佛教协会的性质、任务以及组织等问题;二是与本市各大丛林、诸山以及在家佛教徒进行了联系;三是确定召开成都市佛教协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成都市佛教协会理事会;四是进行了代表会议的各项组织工作和事务工作。从慈老的报告内容来看,说明慈老领导下的筹备工作准备是充分的,组织工作是有序的。1月8日上午,慈老在开幕会上代表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向大会报告了“成都市佛教徒解放以来的情况报告”,自1953年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成立以来,引领成都佛教界开展了以下六项工作:一是在各项爱国运动方面的情况,二是在劳动生产方面的情况,三是在文物守护和清洁卫生工作方面的情况,四是在保卫和平事业方面的情况,五是在分清敌我界限方面的情况,六是在宗教生活方面的情况。慈老在报告中还对成都市佛教协会成立后如何开展工作,向大会提出了四项建议。从慈老所作工作报告的内容可以知道,四年来慈老带领下的成都佛教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成都佛教事业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也说明了慈老在佛教界的威望和凝聚力。正因为如此,慈老在此次代表会议上,得到全市佛教徒的拥戴,当选为首任会长,圣钦和尚被礼请为名誉会长。1962年10月22日至31日,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召开,慈老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向大会报告工作。成都市佛教协会自成立五年以来,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一是组织全市佛教徒进行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二是推动广大僧尼参加劳动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三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是搜集、整理佛教历史资料和培养人才工作方面的情况;五是接待工作方面的情况;六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慈老还在报告中对成都市佛教协会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安排:一是继续加强全市佛教徒政治时事政策学习,进行政治思想改造;二是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三是继续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是继续开展佛教学术研究工作;五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从慈老所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看,成都市佛教协会五年来的工作,因应时势,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在此前的四川省佛教协会代表会议上,慈老已当选省佛协会长,承担起领导全省佛教事业的重任,在此次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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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6月,慈老与圣钦和尚、太空法师等巴蜀佛教界大德发起成立四川省佛教协会的倡议,经批准后组成了四川省佛教协会筹备处,筹备处设在大慈寺,圣钦和尚被推举为四川省佛教协会筹备处主任,慈老被推举为四川省佛教协会筹备处副主任,实际负责筹备工作。筹备委员分别有:普超和尚、永光和尚、永健法师、宽霖和尚、太空法师、开一法师、遍能和尚等诸山大德。由于四川省佛教协会筹备处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召开成立及代表大会,筹备处承担起了引领全省佛教事业的职责。至1962年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正式召开代表会议,慈老代表筹备处报告了工作,并被推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圣钦和尚、阿旺嘉措堪布被礼请为名誉会长,香根·巴登多吉仁波切、普超和尚、劳让金巴仁波切被选为副会长,隆莲法师为秘书长,永光和尚为副秘书长。此次代表会议期间,经代表们提议并通过追认四川省佛教协会筹备会议为第一届代表会议,1962年的全省代表会议就成了第二届代表会议。自此,慈老成为全省佛教界的领袖,带领全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努力适应时代社会的变迁,投身到社会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佛教界应有的积极作用。慈老于1951年起,先后担任成都市、四川省佛教界主要负责人职务。自任职以来,积极参加并带头学习,先后参加过1958年举办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民族佛教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会”、1959年举办的以全省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学习会、1960年赴京、汉等各大城市参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四川省宗教界参观团、1966年在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学习班等重要班、团的学习参观活动,通过学习考察,慈老的爱国信念及思想觉悟更加坚定,如他在总结中说:“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学习,我们佛教徒思想上的认识、政治上的觉悟都有一定的提高,一般的已经扭转了过去的错误的看法,一致要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要加强学习,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向右派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正是慈老的引领示范作用,成都市、四川省佛教四众弟子不仅强化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奠定了当代成都乃至四川佛教健康传承的基础,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成都乃至四川佛教事业的奠基人。

四、带领昭觉寺僧众传承宗风

自慈老礼昭觉寺戒明和尚出家,并依昭觉寺淳清和尚受戒以来,便与昭觉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昭觉寺佛学院学习三年,入藏学习归来又执教于此,从学生到法师身份的转变,是他与昭觉寺深厚法缘的体现。他1927年在昭觉寺受戒,1946年被推选为昭觉寺住持,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新进沙弥到寺院负责人的递升,是他与昭觉寺殊胜因缘的呈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新的人民政府对昭觉寺进行重新整修对外开放后,他再次被委以昭觉寺住持的重任,二度主持昭觉法席,更是他与昭觉寺宿世前缘的真实写照。他重新住持昭觉寺法席后,为昭觉寺的民主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带领全寺僧众在政府支持下全面完善维修,让昭觉寺变的更加庄严。当昭觉寺的权益受到伤害时,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向有关方面反映,维护昭觉寺的合法权益。例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建工厂、铁路、畜牧场时,昭觉寺都面临了被占用、破坏的危险,慈老出面据理力争,才得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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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昭觉寺全体僧众在慈老的带领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气象。全寺僧众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有报告记载:“以昭觉寺的粮食生产来说,从1953年至1956年的几年,收获量不仅逐年增加,而且是丰产,超过了有些农民的生产水平,并率先完成国家的农业税和统购任务。1953年昭觉寺的监院(广隆师)曾荣获参加出席四川省劳动模范大会。”进入新的社会,大家鼓足了干劲,“进一步发扬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如昭觉寺的僧众在参加农村副业生产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往长期靠政府供应口粮,近几年来,由于思想觉悟提高,劳动生产积极,不仅做到粮食自给,还向国家出售了余粮。”全寺僧众满怀激情投入劳动生产时,也不废宗教生活和修持,有报告记载:“一般是在不妨碍生产、不妨碍政治和文化学习的前提下,自愿从’十法行’中任意选择,忙里偷闲,各自修持,昭觉寺的比丘中,还有’千台焰口’的宏愿者。”由于昭觉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再加上慈老的个人学养及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物保护及对外接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报告记载:“昭觉寺对于文物守护和清洁卫生也搞得不错,特别是对于联系少数民族和接待国际贵宾的态度很好,得到领导和各方面的好评。”昭觉寺在慈老的带领下,各项工作开展得井然有序,受到各方的肯定和关注,来蓉视察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安排到昭觉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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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先生,曾到访昭觉寺,慈老以昭觉寺住持的身份接待了郭沫若先生一行。郭老是蜀中奇才,文化旗手,对昭觉寺并不陌生,在慈老的陪同下参观了昭觉寺殿堂楼阁,观看了昭觉寺所藏珍贵文物,临行时还特别挥毫题诗,表达了他此行的喜悦之情。郭老诗曰:“一别蓉城四二年,今来昭觉倍慰然(有传“今来昭觉学逃禅”者),丈雪破山人已渺,几行遗墨见薪传。”从郭老的题诗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慈老的接待及昭觉寺的现况是满意的,并且还寄予了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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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朱德元帅来蓉视察工作后,驱车专程到昭觉寺参观,慈老以昭觉寺住持及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的身份,接待了朱老总一行。朱老总之所以选择到昭觉寺参观,是带着访旧寻友的急迫心情而来的。1917年春,川滇军阀大战,朱老总时任职滇军团长,在激战中负伤,危急时刻躲入昭觉寺避难,蒙寺僧及住持了尘和尚机智营救而脱险。事后朱老总曾委托好友周官和,请书法名家题写“应世人间”牌匾,赠送昭觉寺悬挂于观音阁。朱老总此次昭觉寺之行,就是来探访有救命之恩的了尘和尚等寺僧。当他得知了尘和尚早已不在人世,内心遗憾不已,特别到他避难的八仙堂内凭吊。正因为朱老总与昭觉寺有这样的特殊因缘,1961年、1963年还专程两次来寺参观,并赠送珍贵兰草,表达他的敬重之情。

五 与文化名流的交往

慈老一生注重文史学习,也乐于与文化名流交往,切磋学问,交流佛法,与不少学问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仅举数例,可以略知其交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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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老与赵朴老有笃交。这大概源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及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因缘,朴老实际主持会务,慈老参加了这次盛会,经能海法师引荐,且常与会,二人过从甚密。如从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发言内容中,可以知道慈老对朴老的尊重,他说:“在赵朴初居士的报告中,引用了一滴水放在大海里去永远不干的譬喻,我们个人的生命,智慧、力量,是一滴水,我一定要把它放进人民利益的大海里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人民利益的大海,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一伟大事业。”这充分说明了慈老对朴老思想的认同。同时,朴老对慈老也十分敬重,曾应慈老之请,专门为昭觉寺创作了《西江月》词一首:“喝月拏云气概,破山丈雪家风。搬柴担水是神通,竹笠芒鞋珍重。纵使虚空可尽,其如行愿无穷?妙花香饭与谁同?普供人天大众。”朴老在这首词的副题中,特别标注是“为成都昭觉寺作,应慈青和上之属”。从词的内容用典来看,朴老对昭觉寺非常熟悉,这应该是与慈老的笃交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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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老与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是挚友。蒙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解放前就在四川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蒙先生更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台柱子,在全国历史学家久负盛名。蒙先生早年曾问学于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治佛学,因此蒙先生于佛学并不陌生,与蜀中佛教界常有互动交流,这其中与慈老交往尤多。据谭继和、祁和辉二先生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青年时代在蒙先生门下就学时,蒙先生常带领学生一道,到慈老处游学,若非至交,在那时候比较特殊的时期,恐怕是不能互动互助的。慈老与刘荫浓、熊子宁夫妇过从甚密。刘荫浓系四川军政要员邓锡候部少将旅长,同盟会会员,先后就读于四川陆军小学堂、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1924年后,历任28军少将旅长、宪兵副司令,成都市工务局局长、代理市长。熊子宁系大家闺秀,父亲熊济文是清光绪十六(1890)年恩科进士,先后任内阁中书、知县、知府、道台等职。刘荫浓、熊子宁夫妇青年时代就皈依佛门,是成都佛教界有名望的护法居士,因慈老曾赴西藏学习藏传佛教教义,刘荫浓出于敬仰,常常向慈青慈老请教佛法,并将慈老推荐给好友陈铭枢,慈老在与陈铭枢的交往中,也颇得陈铭枢的敬佩。新中国成立后,熊子宁在慈老的关照下,参与成都市佛教协会的发起、筹备等工作,成为新时期成都佛教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先后在成都市佛教协会工作近五十年。上世纪六十年代,慈老常去熊子宁家中探望,并与熊先名、王正炳交流讨论佛法。熊先名是熊子宁的内侄,曾与王正炳在少年时一

道追随哲蚌寺高僧多杰觉拔格西入藏学法,熊先名法名法贤,王正炳法名隆义,慈老在拉萨学习期间与二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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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老与刘亚休、牛次封、张净侯居士法谊深厚。刘亚休系四川仁寿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等活动,解放前曾任熊克武部参谋长、民政部长、政务厅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发起和筹备成都市佛教协会,任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长期与慈老共事,既是同事,也是法友。牛次封系四川成都人(牛范九乃其兄长),北平陆军军需学校毕业,解放前曾任中校参谋、少将副官、四川省城防司令参谋长,1930年后任华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成都佛学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委员,参与发起和筹备成都市佛教协会,任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对藏传佛教教义有较深研究,常向慈老请教法义。张净侯系四川成都(原华阳)人,解放前曾任中小学教员、校长,德阳县教育局长,华阳县参议员,四川省佛教会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委员,参与发起和筹备成都市佛教协会,任成都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对佛教教义有较深研究,熟悉成都佛教界情况,与成都佛教界僧侣、居士交往颇多,是慈老领导下成都佛教事业的重要依靠对象。慈老与冯灌父先生非常投缘。冯灌父先生是蜀中著名国画家、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国时期在四川军界、政界都曾有过任职,建国后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和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政协一至五届委员、成都市美术社图画组组长等职。慈老与冯先生交往密切频繁,据冯先生的学生朱建勋、黄良桂叙述,他们经常见到冯先生在家里接待慈老并与之畅谈。即使二老因调养身体住在二医院疗养部时,也常常会促膝长谈,有时候谈见闻,有时候谈书法绘画艺术,有时候还聊唐诗,所谈知识面极广。据此可知,二老相交数十年,非常投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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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老与陈亮清友善。陈亮清先生系成都市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先生幼年从其三叔习国画兼学诗文,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省美术专门学校,研习中西绘画。慈老与陈先生有深交,1964年,慈老曾手书自作诗中堂一幅,送给陈先生,诗曰:“一默如雷绝点尘,孤怀终日向江滨。神游着处知忘我,心切仅妨不为人。法雨悬珠天拥座,刚风碾劫地无轮。庄严不动宁来去,岁岁梅花发古椿。”这是目前知道的慈老唯一存世之作,殊为难得,足见二人交往甚契。

结    语

慈老是当代巴蜀佛教承前启后的著名高僧大德,但在特殊的动乱时期,慈老也受到严重冲击,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珍藏的唐伯虎印章、宫庭纸砚、古瓷玉器、名人字画等个人物品被抄走,昭觉寺再次被占用毁损,这些境况对他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十年动乱结束后,党和政府为他平反并落实了政策,他以佛门的慈悲圆融坦然地面对历史问题,并满怀信心迎接新的曙光。但非常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世事无常,慈老于1978年2月14日突然离世,世寿66岁,戒腊50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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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在党和政府强力支持推动下,昭觉寺在一片废墟中逐渐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特别是1985年清定法师回到祖庭,率领四众弟子披荆斩棘,力图恢复旧观。1987年,为了缅怀慈老一生的功德,在清定法师的倡导主持下,为慈老修建了灵骨塔,并于1988年慈老忌日举行了圆寂十周年纪念法会,告慰慈老于常寂光中。

慈老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作为成都佛教界的后辈,深切缅怀慈老的功德,继承慈老的遗愿,学习慈老的高贵品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更是未来成都佛教事业行稳致远的宝贵财富。

(感谢能干法师查找相关资料、刘必一女士提供相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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