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佛缘录|一篇给佛写的文章,把作者忘了一千三百年

公元 675 年十一月,广州。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被僧人请上宝庄严寺的舍利塔。塔刚修完,漆味还没散尽。僧人在旁边讲这座塔的来历:南朝梁大同三年,一个叫昙裕的法师从扶南回来,带回佛舍利,走到广州病了,上书说愿意住在这座寺里,皇帝准了,塔就这么盖起来。

年轻人听完,写了一篇碑记。三千二百字。

写完,他继续南下。父亲在交趾做县令,他是去探亲的。第二年渡南海,遇上台风,落水,惊悸而死。

他叫王勃,唐代文人,绛州龙门人,初唐四杰之一。

那篇碑记叫《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是他一生最后一篇大文章。今天广州六榕寺的山门上还有一副对子,上联写着“一塔有碑留博士”。博士说的是他。

碑里写的塔是这个样子:“仙楹架雨,若披云翳之宫;彩槛临风,似遏扶摇之路。”柱子架在雨雾里,彩绘的栏杆迎着风,像要拦住天上那股旋风。他另外记了一件事:公元 650 年,这座塔忽然放光,“倾都共仰,溢郭周窥”,全城的人都跑来看。

一篇文章里,一座塔,一次全城围观。他写得很卖力。

多数人知道王勃,是因为《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篇写在南昌,就在同一年,比广州这块碑早几个月。

《滕王阁序》连诗不到一千字。广州这篇,三千二百字。

一个人把力气花在哪儿,看长度就知道。

这还不是全部。

给佛塔写碑之外,他还给佛本人写过一篇传,叫《释迦如来成道记》,收在《王子安集》卷十。

一个只活了二十几年的人,把一生最长的几篇文章都写给了佛。这事得从头看。

公元 668 年前后,他因为一篇游戏文章丢了王府的差事。朝堂事,本文不述。父亲受牵连,贬到交趾。他在蜀中待了三年,靠朋友接济,也靠写碑。

那三年他写了多少?绵竹武都山的净慧寺碑,德阳的善寂寺碑,彭州九陇的龙怀寺碑,梓州玄武的福会寺碑,飞乌的白鹤寺碑,郪县的兜率寺浮图碑,还有梓州的慧义寺碑。七处寺塔,一处一篇。另外两篇,《维摩画像碑》和《释迦画像记》,今天都见不到全文了。北宋人注《成道记》的时候还说《释迦画像记》盛行于世,后来散了。

这些碑不是他自己想写的。县令请,长史请,寺主请。慧义寺碑里留着一句当时的话:

“托勃以知己之宾,校勃以当仁之分。”

把我当知己,让我做这件当仁不让的事。话说得客气。落到实处,就是一个丢了官的年轻人,在蜀中的寺庙之间写字换饭。

这话不好听。可史料的缝里就是这个样子。

他不是以信徒的身份在写。他是以文章高手的身份在接活。

现存的这些碑,通篇是寺的沿革、施主的名字、佛像的尺寸。没有一句讲他自己的修行。

这就要看《释迦如来成道记》到底写了什么。

开篇一句:

“观夫释迦如来之垂迹也,净法界身,本无出没;大悲愿力,示现受生。”

法界身对大悲愿力,本无出没对示现受生。两边工工整整,一个钉子对一个眼。

可这两边在教义上是拧着的。法身不动,本来无出无没;愿力一动,又示现受生。既然无出没,为什么受生?

骈文最爱的就是这种句子。它要的就是成双成对。而佛传要讲的,恰恰是一个不能成双的故事。

再看下去:

“八十种随形之妙好,粲若芬花;三十二大士之相仪,皎如满月。”

八十种好,三十二相,芬花,满月。数在相上,喻在相上,全在相上。

“或为童子,或学声明。为讲武也,箭塔箭井犹存;为角力也,象迹象坑仍在。”

一个“或”接一个“或”,少年学艺、射箭、角力、游四门、逾城、雪山六年,一路排下去,排得又密又亮。

佛教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篇传把相铺到了顶。

这不是他不懂。佛传这个体裁,本来就是给人看、给人念、给人刻在石头上的。不能太虚。虚了没人看。

真正让我停住的是中间一句:

“顺其法则法不应根,顺其根则根不达法。”

顺着法讲,听的人接不住;顺着人讲,法就走了样。

这一句在满篇瑞相里突然停了半拍。这是全篇最像在“想事”的地方。

而这句话,正好是他写这篇东西时脚底下的坑。

法是印度的。根是中国的。他要做的,就是让根够得着法。

他用的办法,是把根一寸寸垫高。

摩耶夫人,他写作“大术”;净饭王,他写作“白净饭王”;护明菩萨从兜率天下来,选中的是“金团天子”的家。这些都不是他生造的词,是汉译佛典里现成的旧译名。可他把它们排在一起,读起来像汉赋。玉象乘日,九水沐身,无忧树,狮子吼。每个典故背后都压着一部经,落到纸上却是中国文章的骨节。

讲佛教进中国,通常讲译经。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那是内容的翻译。

还有一层,讲的人少:文体的翻译。

一部印度的佛传,先得被写成中国人认得的漂亮文章,才进得了书房,上得了寺院的墙。

王勃干的是这一层。

这一层,他没留下任何自述。能看见的只有碑。

这篇文章后来的命,比作者长得多。

北宋有个和尚叫道诚,钱唐人,住在月轮山,赐紫,号慧悟大师。他嫌原文太深,逐句引经作注,成了《释迦如来成道记注》两卷。体例是一句原文,一段引证。

为什么要注?因为不注读不懂。

一篇骈文,典故密到这个程度,僧人念得出声,未必讲得出来。念是一回事,讲是另一回事。

明代洪武二十九年,山西崇善寺重刊了一批书。《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补陀传》《清凉传》合在一起印施。大同华严寺有一块碑,沙门觉同写的,前面刻记,后面接着刻赋。

明清两代,这篇文章被一遍遍抄、写、刻。董其昌写过一本。

作者的名字,在这些本子上越来越小。到了后来,常见的署名只有一行小字:唐,王勃。

没有籍贯,没有官职,没有“四杰”。就是一个唐朝人,姓王,名勃。

广州那块碑也一样。塔毁过,碑也毁过。公元 971 年,南汉灭亡,寺和塔一起烧了。宋绍圣四年在原址重起一座,就是今天的花塔。碑石早没了,一九九一年六榕寺又立了一块新的。

今天站在塔下,看见的是新石头,刻的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字。

公元 676 年,他死在海上。

两《唐书》的记载都很短,说他渡海溺水,惊悸而死。杨炯给他编集子,序里写“年二十八”。

他给佛陀写的那篇传里有一句:

“类莲花而出水,赫焕无方;若桂月以悬空,光明洞彻。”

莲花出水。他是落水死的。

这两件事没有关系。一句是他替佛写的,一句是他自己撞上的。

可一篇给佛写的文章,最后把写它的人忘得干干净净。

这大概正是它写对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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