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173 年，正月，庐州。
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把学生叫来，讲完了书，照常礼诵。到三更，他忽然高声念了几声佛，说了句“佛来迎我”，就站在那里不动了。
这个人叫王日休，字虚中，南宋庐州龙舒人，就是今天安徽舒城一带。
他死的时候身份是在家人。可他一辈子最出名的一件事，不是念佛，是动经。
先把话说明白：他没有伪造什么，也没有编造一部新经。他干的事，用今天的话讲，叫版本校勘——把同一部经的几个汉译本摆在一张桌上，逐句比对，取好的，删重复的，合成一个读得通的本子。
这部经是《无量寿经》。
他敢这么干，是因为几个译本差得太远。
同一部经，汉语里现存五个译本：东汉支娄迦谶译的、东吴支谦译的、曹魏康僧铠译的、唐菩提流志译的、北宋法贤译的。五本摆在一起，最扎眼的是愿的数目：汉、吴两本都是二十四愿，魏、唐两本都是四十八愿，宋本是三十六愿。
同一场说法，三个数字。
不只数目，文字也各走一路。魏译义理圆足，读着最顺，汉、吴两本却拙涩得磕磕绊绊，宋译明畅，偏偏前后辞句对不上。读的人拿一本，读不通；想读全，得把五本都啃下来。
王日休手上只有四本，唐译他没见着。这件事后来成了他的第一条罪状。
四本，缺一本。
他大概也知道会挨说，所以序里先把方法交代得清清楚楚：
“其校正之法：若言一事，此本为安，彼本为杌隉，则取其安者；或此本为要，彼本为氾滥，则取其要者；或此本为近，彼本为迂，则取其近者；或彼本有之，而此本阙，则取其所有；或彼本彰明，而此本隐晦，则取其明者。大概乃取其所优，去其所劣。”
安、要、近、有、明。五条。
这五条不是佛门的规矩，是校书的规矩。
王日休早年干的就是校书。《佛祖统纪》卷二十八说他“博通群经，训传六经语孟数十万言”——六经、《论语》、《孟子》，一部一部做训解传注，写了几十万字。
异文对校，择善而从，这是儒家经生的看家手艺。
后来有一天，这几十万字他全丢了。《佛祖统纪》记这件事只用了四个字：“一旦弃去。”
四个字后面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丢，丢的那天想了什么，史书一个字没写。这个我不能替他补。
补了就是编。
不过有件事看得出来：他丢的是注，留下的是方法。
写六经训传的人，习惯了经文有异文、注家可以择善而从。这个习惯，他后来带进了佛经。
麻烦就出在这儿。
儒家的经，注家可以择善而从，因为经是经，注是注，中间有一条线。佛经的译本不是注。在信的人眼里，五种译本就是五种译本，不是一部书的五个版本。
他把这条线抹了。
明代莲池大师是浙江杭州人，住持云栖寺。他在《阿弥陀经疏钞》里给了两句判词。头一句是赞的：
“王氏所会，较之五译，简易明显，流通今世，利益甚大。”
第二句是判的：
“但其不由梵本，唯酌华文，未顺译法。”
不由梵本，唯酌华文。八个字。
意思是他手上没有梵文原典，只在中文字面上斟来酌去。话说得客气，要害点得很准：这不是翻译，是编。
接着还有更实的一刀：“去取未尽，高下失次。”
莲池举的例子是“三辈往生”。魏译的原话，三辈都讲发菩提心。到了王本，中辈讲了发菩提心，下辈写成不发，上辈干脆没提。
一个“没提”，一个“不发”，两个译本之间最要紧的一处落差，就这么抹平了。
清代彭绍升是江苏长洲人，在家身份，法名际清。他的评语更重：“凌乱乖舛，不合圆旨。”
再往后，近代的印光，陕西合阳人，把话说到了底。他反对后人再照这个路子会集，理由不是文字好坏：
“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及辟佛之流，谓佛经皆后人编造，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
打开一个改经的口子，让不信的人有话讲——佛经都是后人编的，本来就不是从佛国译过来的。
这话很重。
这才是全部争论的底。
反对的人，怕的不是这一本编得好不好，是“编”这个动作本身，给了别人一句话。
可这本书当年是真流行。
它进了《龙藏》，也进了日本的《大正藏》。明代天台宗的幽溪传灯作《阿弥陀经圆中钞》，引《无量寿经》专取王本。丛林里拿它当课本，流通比四种原译都广。
一本被祖师点了名批评的书，同时被收进官刻大藏经，被另一个系统的注家当正本来引。
就这一本。
他另一本书，路子完全不一样。
《龙舒净土文》，十卷，现行本另附两卷，共十二卷。写得很白。白到什么地步？《佛祖统纪》记他的劝化对象，上自王公士大夫，下到屠夫、乞丐、僮仆、奴婢、衙门差役、戏子、妓女。
这份名单在宋代是很扎眼的。写书的人，一般不会把后一半人写进读者名单里。
他的写法叫“浅说曲喻”——浅着说，绕着弯打比方，“若父兄之教子弟然”，像父亲兄长教自家小孩。
他还给最没工夫的人留了一个口子。印光说这本书的办法是“恐其畏难不入，故以晨朝十念，作普摄群机之最胜方便”——怕人嫌难不肯进门，就设一个早晨念十口气的功课，当作最容易上手的入口。真读进去了，自己会加码。
印光给这本书的重刻本题词，用了八个字：“言浅而典，理深而著。”
浅，但有典据；理深，却说得出。
难的是两头都要。
同一支笔。一本被赞“言浅而典”，一本被批“未顺译法”。夸的和批的，出自同一个传统，有的还是同一个人。
印光赞王日休“乘愿再来，以身说法”，赞他的《净土文》，同时反对再有人照会集的路子干一次。
这不叫矛盾。这是两件事：一个人可以是个好人，他做的某件事可以是个错事。祖师分得很清。
那王日休自己知道吗？
他知道一半。
《龙舒净土文》卷二里，他把四部译本的名字一部一部列出来，然后写：“四者本为一经。译者不同，故有四名。其舛讹甚多，予久已校正，亦刊板以行。”
舛讹甚多，我早就校订过了，也刻板印行了。
这话写在会集本出来之后。他没有后悔。
还有一句更要紧的，在他的会集序里：“其文碎杂而失统，错乱而不伦者，则用其意而修其辞。”
文辞碎杂、条理不通的地方，就顺着它的意思，把文辞修一修。
“用其意而修其辞”，七个字，是他自己招的。
莲池骂的“抄前著后”，根子就在这儿。他不是偷偷改，他明明白白写在序里，认为这是分内的事。
在他眼里，一部读不通的经，把它读通，是功德。在莲池眼里，经文读不通，可以注，可以疏，可以讲，就是不能改。
两种看法中间隔着的，不是学问深浅，是一个前提：经文本身有没有一条不能动的边界。
这条边界在哪，八百年也没划清。
没有答案。
公元 1160 年，他为这件事在观音像前求加护，动手，三年成书，分成五十六部分。
临走前三天，他把道友一一告别，说我要走了，以后不再见。到了那天，讲完书，礼诵如常，三更，站着走了。
《乐邦文类》和《佛祖统纪》都是这么记的。
站着走这件事，信的人信，不信的人不信。往生传的记法本来就是这样，我照记载写，不多说一句。
他留下的两样东西，一样被供着，一样被挑着。
被挑的那样，当年救过急。五个译本摆在一起，愿数二十四、二十四、四十八、四十八、三十六，谁读谁晕。他把它们并成一本，让人读得下去。
这个困难是真的。他的办法被判为不可为法。
困难留下来了，办法没有。
